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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对外经贸重要事件述评

发布时间:2021-06-28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物质和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济建设成就是重要内容与标志。百年对外经贸事业,在烽火硝烟中起步、在突破封锁中前行、在全球化浪潮中壮大,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伟人与伟绩。以人为镜,可以筑牢信仰;以事为镜,可以知成功来之不易;以史为镜,可以明方向。以1949年新中国诞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方向和2001年中国成功复关入世为里程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对外经贸发展史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均有许多值得后人铭记的难忘的重要事件,本文择其中十六起述评,以纪念艰苦岁月年代对外经贸战线上孜孜以求、功勋卓著的前辈们,以激励当下商务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开放观指引下,为早日建成经贸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一、突破封锁阶段(1921—1949),对外经贸支援前线作战

(一)毛泽民领导的苏区稀有矿藏争夺战

毛泽民(1896年4月3日—1943年9月27日),毛泽东之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在毛泽民的卓越领导下,苏区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的钨矿产业异军突起、产销两旺,成为红色政权的一大财政支柱和经济命脉。

敌人疯狂展开经济封锁。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钨矿的稀缺性和军事战略价值凸显,各国政府争相收购、囤积,外部需求陡增。随后不久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和地方军阀围绕当时号称“世界钨都”的赣南钨矿的开采与经营,开展了错综复杂的较量。敌人三次“围剿”失败后,加紧军事攻势的同时,对中共苏区的经济封锁不断升级。第四次“围剿”被挫败后,蒋介石强化了对赣南钨砂的统制专营手段,剥夺了私商、民企的开采经营资格,使得矿工、砂贩丧失了讨价还价的权利。广东官方收购定价每担钨砂仅36元,香港市价130多元,但苏区钨砂仍找不到销路。

智慧突破敌人经济封锁。面对敌人的封锁,当时已被“左”倾势力排挤出中共决策层的毛泽东据理力争,坚持纠正单纯军事主义错误倾向,提出加强经济建设,“一要打仗,二要吃饭”。在毛泽东的主导下,1933年4月,苏区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相继成立,下设江西、福建2个省分局,15个县分局,并在水陆要冲设立了4个直属分局、11个采办处,重点沟通赤白区域间物资交易,大力促进了钨砂产销衔接。苏区国家银行从发行的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拨出100万元作为外贸基金,毛泽民亲自出马,通过赣州地下党员和开明商人牵线搭桥,以每担钨砂52元的有利价位,跟广东军阀签订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中华钨矿公司是中共建立的第一个国有企业,组织了100多人的运输队,把各处开采、收购的毛钨砂集中运送到白鹅洗砂厂,经淘洗、加工成钨精矿供出口。

钨矿外贸成为当时苏区财政支柱。自中央苏区创建到长征开始的时间里,以毛泽民为首的红色钨矿产业外贸战线大军,产销钨砂7890多吨,获得了620多万元的现金收入,提供了七成以上的财政支撑,并以货易货换取了大量军需民用紧缺物资。中华苏维埃政府充分发掘境内的钨矿资源,凝就财力物力用在刀刃上,助力屡屡创造军事战争胜利奇迹。中央苏区的钨矿开采,被认为这是“用一颗乌黑的石头,砸破了国民党经济封锁的水缸”。[3][4]

(二)秦邦礼创办的红色华润公司滋润中华

陈云(1905年6月—1995年4月),中共财经专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其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15字工作方针,是中国共产党人改善工作方法、提高领导水平的宝贵财富。秦邦礼(1909年—1969年),秦邦宪(博古)的胞弟,接受陈云指示,创建了“联和行”(华润公司的前身),成为华润公司第一创始人。

华润公司的诞生,充满红色基因。1931年夏,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陈云在上海交给特科成员秦邦礼两根金条,指示他以此做资本,以开店为掩护,为党建立秘密交通站,筹集和保护党的经费,并暗中为中共提供无线电、药品等当时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战略物资。秦邦礼接受组织安排,于1938年在香港成立了“联和行”,1948年联和进出口公司改组更名为华润公司。

华润公司用贸易支持前线,打通了一条又一条贸易通道。1942年杨廉安(秦邦礼的化名)身穿特制的马甲,跨过珠江、西江、长江,翻越南岭、武陵山、大娄山,从初春走到深秋,历经六个月时光、八千里山川,最终走进了重庆,找到了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秦邦礼将从香港带来的巨额经费,分文不少地交给了组织。这批资金最终转送到延安,为当时因资源短缺陷入困境的中共抗日组织,带来了极大鼓舞。在民族危难存亡之际,华润人对党绝对忠诚,克服敌人的重重封锁,用贸易支持前线,保持中共的经济命脉依然打通。无论是土地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华润公司打通了一条又一条贸易通道。今天的华润已经稳居世界500强前列。华润公司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响亮,“中华大地,雨露滋润”。[5]

(三)西方主导的“巴统”限制出口中国

“巴统”限制对中国出口。二战结束以后,美苏两大阵营进入了冷战时期。1949年11月,在美国提议下,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在内的17个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目的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朝鲜战争期间更是对中国实施了严格的禁运与封锁。很多技术设备被西方主要国家列入禁运范围,当年由于中国缺乏高级计算机,甚至核爆实验计算也曾是利用手摇式计算机完成的。

“瓦协”替代“巴统”继续限制出口中国。随着冷战的结束,“巴黎统筹委员会”于1994年解散。但以美为首的33个主要工业设备和武器制造国于1996年签署了《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定》(简称“瓦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成员国实施出口限制。限制内容包括先进材料、材料加工、电子设备、计算机、电信及信息安全、传感器和激光器、导航与航空电子、船舶、推进系统与航天器等9大类。“瓦协”目前成员国有42个,重点限制对象包括伊朗、朝鲜等被美列为“关切”国家。

二、冲出重围阶段(1949—1978),对外经贸助力国民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建设

(四)吴觉农执掌新中国第一家外贸专业总公司中茶公司

吴觉农(1897年—1989年),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1949年以首任农业部副部长的身份,兼任了中国茶业公司经理。

中茶公司获准设立展业。1949年11月23日,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和马寅初共同签署了中茶公司成立批文,新中国第一家由中央批准成立的全国性外贸专业总公司成立。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茶等公司就派茶叶贸易代表常驻伦敦,在英、法、日等地区设立茶叶贸易机构,中国驻外商务处也承担起茶叶贸易业务,建立起相对完整的茶叶贸易网络。1956年1月,茶叶内贸业务由内贸部门管理,中茶公司改名为中国茶叶出口公司,专营出口为主业务。

中茶公司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品牌商品。中茶公司与新中国同成长、共命运。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且被西方国家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中茶公司突破障碍,积极从事茶叶商品的对外贸易,打开了外贸局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商品的优良品质。中茶公司通过民间贸易,打破中国同其他国家的隔阂,缓解紧张的双边关系,促进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中茶公司为新中国积累了宝贵的外汇储备,以出口换进口,给新中国进口战略物资及引进机械设备提供了基础条件。中茶公司现在是世界500强之一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成员企业,“中茶”品牌获得了海内外经销商和消费者的高度认同和信赖,成为中国茶叶的象征。2021年5月,“中茶”入选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主办的“2021我喜爱的中国品牌”。

(五)打破“禁运”的《米胶协议》

雷任民(1909年—2005年),担任1952年8月对外贸易部成立后的第一副部长(叶季壮为第一任贸易部部长),是新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1952年代表中国政府签订《米胶协议》。

“米胶协定”的签署。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大量囤积橡胶等军用物资。同时,橡胶被巴黎统筹委员会列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的重要物资,世界橡胶价格下跌30%。大米输出国出口量锐减,也导致大米价格猛涨,美国要求锡兰(现斯里兰卡)以市场价支付大米。刚从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的锡兰面临欧美打压,橡胶价格暴跌,加上遭遇大旱灾、粮食歉收,国家经济深陷困境。在此背景下,1952年,中国与当时尚没有建交的锡兰政府签订了《中国与锡兰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俗称《米胶协议》),其主要内容为中国每年以27万吨大米换取锡兰5万吨橡胶。该协议后来延长,从1952年执行到1982年,长达30年。

“米胶协定”以货易货,避开西方封锁。“米胶协定”的签署,开创了新中国同尚未建交且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签订政府贸易协定的先河,是新中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第一笔重大易货贸易协定。大米换来的橡胶,支援了中国的抗美援朝,也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禁运”。以货易货的米胶协议,避开了西方国家的层层封锁,缓解了新中国外汇储备不足导致进口受限的难题,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战略性资源。米胶协定的作用,还体现在鼓励了后续一系列通过以货易货形式开展的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以资源配置最大化、增进全球社会福利为最终目标,意识形态的偏见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终究阻挡不了符合历史潮流的正义的国际贸易经济发展。

(六)苏联技术援建“156工程”

“156项工程”瓦解了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国际技术转移属于高端形态的国际服务贸易。西方限制对新中国技术出口,苏联援助中国技术,向中国提供其国内相关领域里的最新技术,瓦解了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156项”工业建设工程是指1950年到1955年期间,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的一批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后来贯串于中国的“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时期。

“156项工程”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156工程”体现了中国不甘落后积极学习世界先进技术的决心,并且带动了后来的一系列引进外资与技术。1960年,尽管苏联撕毁技术援助协定,但“156工程”依旧有重要意义。它帮助了中国建设起完备的基础工业体系,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巩固了中国的经济基础。“156工程”引进的技术包括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能源工业等方面,大部分填补了中国工业空白,提高了新中国技术水平。“156工程”的布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区域经济分布的不平衡状况,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156项工程”警示国人要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苏联撕毁技术援助协定,给中国科技工作者带来的难度可想而知,促使中国走独立自主的科技发展道路。它时时告诫国人,核心技术必须要牢牢掌握自己手中。另外,从投资效益看,受“156工程”影响而衍生的中国“一五”时期的政府投资效率是值得肯定的,也充分证明了举国办大事的体制适合中国国情。“一五”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为511.58亿元,新增国民收入319亿元,投资效果系数为0.52,这与同期发达国家相比也是比较高的。有资料显示,1956—1978年间,美国的这个数值为0.41,日本为0.45,西德为0.49,英国为0.44,苏联为0.25。

(七)中法两国建交引致技术、经贸往来“破冰”

中法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64年,在东西方冷战正酣的大背景下,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以超凡的战略眼光,毅然作出中法全面建交的历史性决策,在中法之间打开了相互认知和交往的大门。戴高乐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寻求经济、政治甚至防务独立的“欧洲人的欧洲”主张。戴高乐深信,“在亚洲,如果没有中国参加,任何协定、任何条约都将是无效的”。毛泽东称赞他“有勇气和美国闹独立”。中法建交被史学家称之为,“在一块密不透风的铁板上撕开了一道裂缝”。

中法以良好的政治关系促进经贸关系,以密切的经贸关系巩固和发展政治关系。1971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宣布,在经贸往来上,中国对法国实现“同等优先”方针,即同等条件的货物,优先从法国进口。法国在实施美国主导的“禁运”方面,采取了松动做法,向中国提供一些“巴统”禁止对华出口的设备和技术。技术转让属于中法两国交往的实质性问题,技术转让突破了障碍,经贸往来则更为顺畅。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法国对技术转让持开放态度,法国曾高居对中国技术供给国之首。法国逐渐成为中国在西欧的重要贸易伙伴。1975年5月,邓小平应邀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邓小平参观了法国第二大卡车厂贝利埃汽车厂,不久该厂向中国出口了近万辆重型卡车,这是中法第一项重大贸易合同。邓小平参观了马库尔原子能中心,详细听取核反应堆技术介绍。后来,中国首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主要设备是从法国进口的。1983年密特朗总统访华时向中国领导人强调,法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向中国转让技术的国家,法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因素。

中法属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西方国家中,法国率先与中国建交。中法关系成为世界大国关系中的一对特殊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关系前列。2010年11月4日,中国和法国发表《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国和法国各自确定了适合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反对霸权主义。

(八)开放的前奏:“43方案”

“43方案”的由来。1970年10月全国贸易会议召开,周恩来在审查会议报告时多次讲话,批判了一些极左错误言论和做法。这次会议成为对外经贸工作走向正常的一个重要转折。他要求批“左”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出口,为国家积累外汇。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上,1973年1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建议今后3-5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计有4套进口方案,通称为“43方案”。报告还提出了对外引进的6条重要原则,即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学习与独创相结合;有进有出,进出平衡;新旧结合,节约外汇;当前与长远兼顾;进口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这些原则对以后的对外开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73年3月国务院原则批准了这个报告,且后来又追加了8.8亿美元,整个方案计51.8亿美元。

“43方案”为工业现代化建设打下重要基础。“43方案”是继新中国引进苏联“156工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计划,其从引进化纤设备开始,属于当时解决民生问题的迫切需要。这些项目,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一批大型石油化工项目的引进和建设,从数量和质量上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的工业现代化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等,打下了重要基础。“43方案”的实施,促使中国更多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培养了大批技术、管理和外事人才。从西方学到了许多先进技术、管理知识,积累了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在“43方案”带动下,1973年至1975年,中国对外经济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1973年对外贸易总额达109.76亿美元,时1970年45.8亿美元的2.4倍;1974年达到145.7亿美元,是1970年的3.2倍。

三、融入全球阶段(1978—2001),对外经贸发展步入快车道

(九)“78计划”:又一次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

“78计划”的实施背景。“78计划”,是继“156项工程”“43方案”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引进成套设备项目。1978年7月至9月间,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一次重要会议。7月8日下午,外贸部副部长崔群(1916年7月—2012年9月)汇报引进成套设备情况,总的意见是引进缓慢;李先念在会上发言,指出扩大引进是个大问题,要求大家好好议一议。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以经济发展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并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随后,党中央又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

“78计划”的经验教训。1978年,中国以现汇方式引进22个大型项目,合同金额为78亿美元,简称“78计划”。“78计划”进一步弥补了中国一些重要的生产空白,形成了如上海宝钢、仪征化纤、扬子石化、齐鲁石化等一批特大型现代化生产骨干企业;推动了中国对外合作迈上新层次,形成了一套同外国大公司合作的办法,逐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实践,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得以深化;推动中国现代工业特别是原材料工业和能源工业跃上新台阶,提高了材料工业乃至整个现代工业的水平。但是同时也发现有值得总结的教训,包括:对于当时经济形势认识不清醒,急于大干快上;引进项目太大、太集中,导致消化不良;重引进,甚至重复引进,轻消化,轻创新,导致在相当一个长时间里,中国技术相对落后的状况难以迅速改变。

(十)举办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

经济特区的诞生。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华侨众多、毗邻港澳,且对外交往历史悠久的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8月2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设立经济特区,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经济特区发展建设的资金来源以吸收外资为主,发展方向是建立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多业并举的外向型经济。中国经济特区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一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经济特区具有立法权,吸收外商投资,特区企业享有更优惠的税率。经济特区的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促进社会经济持续、稳步、高速增长。

经济特区凸显“窗口”作用。经济特区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有效发挥了“窗口”作用,促进了中国外向型经济格局基本形成。经济特区开放的投资环境、优惠的投资政策,吸引一大批外商来华投资。经济特区不仅拉动了内地经济增长,且为内地传送了特区改革开放的先进经验。后来中国陆续开放了大连等14个沿海城市、满洲里等13个边境城市、重庆等5个沿江城市以及乌鲁木齐等18个内陆省会城市,设立了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自由贸易港,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举办经济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试验,促使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国内市场、国内资源拓展至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十一)创新吸收外资:首个BOT规范化试点项目

广西来宾B电厂BOT试点项目。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召开后,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断完善利用外资的政策和法律体系,提高利用外资水平。1995年5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准广西来宾B电厂作为中国首个BOT规范化试点项目。广西自治区政府通过国际招标的方式经过投标、评标、谈判,最终与法国电力联合体签订《特许权协议》。广西政府设立BOT办公室对项目进行长期管理,并为项目提供税收、供水、供电等优惠政策。法国电力联合体作为投资方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和维护。在广西政府与法方的共同努力下,项目自1997年9月开工,至2015年9月成功移交广西政府,历时18年。来宾B电厂的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从投资收益看,项目总投资51.3亿元,法方获净利润约45亿元,而广西从上缴各类税费及BOT专项资金等方面获益达93亿元;从社会贡献看,项目累计566.99亿千瓦时的上网电量拉动了广西GDP增长共计5669.9亿元。

广西来宾B电厂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BOT运营模式。来宾B电厂项目的成功离不开中、法双方的密切合作,以及广西政府的契约精神和首创精神。项目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探索出一套适应中国国情的BOT运营模式。一方面,项目解决了广西政府资金不足的问题,完善当地的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来宾B电厂的成功彰显了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和国际形象,为未来中国持续吸引外资起到积极作用。广西来宾B电厂工程是引进BOT模式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创新外商投资方式的一次有益尝试,为中国推进PPP模式提供了重要范例。

(十二)实施科技兴贸战略

科技兴贸战略出台背景。1997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将科教兴国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科技兴贸战略是科教兴国在外贸领域的具体体现。1999年6月,外经贸部与科技部联合制定了《科技兴贸行动计划》,是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第一个指导性计划。2001年8月,外经贸部、科技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科技兴贸“十五”计划纲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兴贸体系,丰富科技兴贸战略内容。2003年11月,国务院转发《关于进一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科技兴贸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原则,科技兴贸的政策体系及多部门联合工作机制初步形成。在科技兴贸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培育了若干个科技兴贸创新基地,搭建了中国(深圳)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等多个高科技会展平台,加强了与美、英等20个国家的高技术领域经贸合作。

科技兴贸战略推动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科技兴贸战略目标,是加速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推动高科技产品出口,运用高新技术升级传统出口产业。科技兴贸战略拉动了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国际贸易,有数据显示,从1999年到2012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从247亿美元增加到6012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国外贸出口比重从12.7%提高到29.3%。科技兴贸战略的实施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培育了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高科技出口企业。中国贸易出口结构得到改善,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科技兴贸战略符合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对中国外贸、科技产生深远影响,是中国对外贸易由粗放、外延向集约、内涵发展的转折点。

四、初显身手阶段(2001—2021),对外经贸活跃在国际舞台

(十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复关,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是多边贸易体制史上最艰难的一次,在世界谈判史上也较为罕见。长达15年的谈判,中国谈判代表团换了4任团长,分别为沈觉人(原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佟志广(1933年1月至2017年7月,原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谷永江(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龙永图(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入世首席谈判代表),美国换了5位首席谈判代表,欧盟也换了4位。朱镕基总理曾感慨地说:“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第16条第4项规定,“各个成员方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协议规定的义务。”1994年的中国对外贸易法有不少内容不符合WTO规则,且不能适应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加入WTO,履行WTO条约义务,修订中国对外贸易法成为当时迫在眉睫的立法任务。2004年4月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15号主席令,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予以公布。新的外贸法修改和删除了与中国贸易经济现状不相适应的内容,依据WTO基本原则、贸易领域有关协定以及中国的承诺增加了新的内容。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扩大了适用范围,减少了行政审批,完善了外贸促进措施,增设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健全了对外贸易调查和贸易救济措施。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让中国与世界实现共赢。一是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自身需要。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经贸联系,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有利于吸收更多的外国投资。二是加入WTO是中国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需要。加入世贸组织,倒逼中国完善体制和机制条件,加快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实行改革开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三是中国加入WTO也是世贸组织本身的需要。中国拥有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其中,与WTO成员间的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90%。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中国的参加,世贸组织是不完整的,不能体现多边贸易体制的普遍性和公正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世界各国各地区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和商机,有利于中国与世界实现共赢。

(十四)“一带一路”重要倡议

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重要倡议。加强区域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且已经成为发展趋势。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积极响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变化,以及中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沿线各国加强合作、共克时艰、共谋发展提出的重要倡议。

“一带一路”惠及沿线国家,造福世界人民。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国对全人类福祉的巨大贡献之一。“一带一路”具有巨大市场的潜力,并且还具备丝路基金、中拉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雄厚的资金资源。“一带一路”倡议引发规模效应,不但与沿线65个国家直接相关,而且辐射到的国家则更多。仅沿线国家,总人口就超过40亿,占全世界生产力的三分之一。“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也是成效明显,“一带一路”朋友圈越来越大。截至2020年底,中国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经济全球化迈向新阶段,为解决时代命题和世界难题提供破解之道。如今,“一带一路”合作涉及领域不断延伸,促进了世界各国间的产能合作、互联互通,促进构建全球化、开放型、包容性的世界发展体系。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合作,惠及沿线国家,造福世界人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十五)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战

美国挑起贸易战,中国被动采取反制措施。中美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但是2018年起,美国特朗普政府自以为在中美贸易中“吃亏”,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遂采取单边主义措施,挑起贸易战。2018年4月,美国公布总额约500亿美元的对华征税商品清单。2018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声称,将把对中国输美的约2000亿美元商品的加征税率由10%提高至25%;中国宣布视美方的实际行动对原产于美国的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5%-25%不等的关税。2018年9月,美国宣布实施对从中国进口的约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2019年5月,中国宣布自2019年6月1日起,对已经实施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清单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加征关税税率,分别实施25%、20%或10%加征关税,对之前加征的5%关税的税目商品,仍继续加征5%的关税。2019年8月,美国宣布将提高约5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

中方增强与美贸易斗争意识。美抛“清单”我“亮剑”,中国完全不惧施压或恫吓。在探究贸易摩擦成因的过程中,国内外学者们也已经意识到政治因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贸易逆差不是中美贸易战的核心因素,这场贸易战的本质是美国要建立一个美国主导、中国顺从的秩序。目前美国的综合实力虽强于中国,但中国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同时也应看到,中国需要坚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输出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十六)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2020年11月15日,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会议举行,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标志着目前全球人口数量最多、经贸规模最大、发展最具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诞生。RCEP达成后将覆盖世界近29%人口规模、超30% GDP总量以及28%左右的全球贸易量,其影响力将达到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关税同盟的级别。RCEP正式签署后,中国商务部表示,“这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RCEP签署造福于亚太地区和世界人民。RCEP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地区主义”色彩,是亚太地区既有区域合作的延伸和发展。RCEP是目前唯一一个将中日韩三国包裹在同一框架下的自贸协议。作为东亚三大经济体,2019年中日韩三国GDP总量已经高达21.1万亿美元,与美国21.4万亿美元相当,但受制于历史原因,中日韩三国的深入合作一直难以落地。此次RCEP在东盟框架下的首次合作,标志着中日韩区域价值链合作的共识增强,为后续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奠定了基础。中国加入RCEP,不仅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也加速中欧协定的实施。伴随着“一带一路”重要倡议的深入,中国加入RCEP将使得中国深度融入亚太区域和全球的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体系,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迈向高质量发展。